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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

我被送到了医院。原因是我病了。

其实我觉得我没病。但校长亲自召见我和我妈，并把我的老师和同学联名上书的“致校长一封信”摆在我们面前，极其惋惜地长叹一声后说：“您家孩子是真的有点问题。您看看，老师和同学都有意见了！您真应该带她去好好检查检查……”
我从我妈颤抖的双手里抢下那封信。信上写的内容极其骇人，排开了几大条我的劣行。我只记得其中罪状最重的几条，比如不知廉耻：在生物课上毫无顾忌地读出生殖器官的名称；比如妨碍人类社会发展：我曾经表示过我不想结婚或者生育；再比如号召社会退步：我至今没有开通直播软件的账号，也对新兴起的直播产业不感兴趣。
还有最最严重，几乎直接给我拍定了病人身份的一条：我曾经引用过鲁迅先生的话，来评论过某件关于某当红明星的丑闻。
这简直不可理喻。我一拍桌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难道和你们不一样的就是病吗！”
校长擦着额头上的冷汗，不敢靠近我，也不敢回答一句话，好像我是什么病原体似的。我还想再说些什么，我妈却一把把我拉了过去，狠狠地给了我一耳光。
我看见，她的眼里满是失望。

我走在医院的走廊里。这里不允许携带任何自己的通信设备，要不是有只能用医院里的电脑或手机这项规定，我真以为这儿是个网瘾戒除中心。
我妈把我送到医院门口就走了，都没回头看我一眼。当然了，我也没看她。我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肯定还在后悔：怎么生了我这么个社会败类的女儿。
我的主治医生是个留着棕色卷发的女人，大概三十多岁。她很温柔地把我带到我的病房。这里的每间病房都是单独的，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和人交流不利于你们的病情康复。”
我说：“这怎么会呢？多说说话心情好了，病自然好得就快了啊？”
她却不再回答我，只是把我领进房间，替我打开房间的灯，说：“明早我来叫你。”就走出去了，并砰地一声砸上了门。
并不是她用力太猛，而是门真的很重。我试着推了半天也没有推开，锁也很结实。窗户上装了三层护栏，窗外的可见范围也只有这家医院的院子。
我是囚犯。我倒在床上，看着雪白的天花板。
这时我忽然想起了我刚才和主治医生讨论的有关康复的那番话。我记得我说：“这样更利于康复”，懂了，原来我真的是病人，连我自己都把自己当病人了。
于是这个晚上，我这个可怜的病囚——倒是不争气地睡得很甜。

第二天早上六点，是中小学生准则上建议的起床时间，主治医生来叫我了。她把我带进了另一栋楼里的某间康复室，室内有大概十一二个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男孩或女孩。
康复医生打了个哈欠，也不问我们什么，也不和我们说话，只是打开了房间里的一面墙那么大的屏幕，像吐枣核一样吐出一个字：“看。”
于是我们都把头转过去。播的并不是什么大片，也不是什么催泪节目，而是一档关于人类如何生殖繁衍的写实电影——算了我直白点儿说，一部AV。
我觉得正常人都不会想大早晨起来头没梳脸没洗饭也没吃就和一大屋子人挤在一起看这种东西。我旁边的一个男孩子扭开了头，可这时那个刚才还一副没睡醒的样子的康复医生却猛地跳了出来，挥舞着一根像警棍似的东西，狠狠地打在那个男孩子的背上。
我听见滋啦滋啦的电流声。还有男孩子的惨叫。以及他倒在地上之后的微弱的呼吸。
“让你看你就看。”康复医生还是种吐枣核似的语气，揪着男孩的头发把他拉起来，慢条斯理道：“这才是个正常男人应该做的。”
我们都不敢再动一下。屏幕很大，能看清影片中两个人的每一处细节。但我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上面。我胡思乱想着，想起我空间评论区里卖片的评论，即使偶尔注意力转回来，也只是觉得：这女的喘得真浮夸。

做完这项康复训练，主治医生带我们去吃饭。她看也没看那个被电击了的男孩子，直接带我们去了食堂。吃饭没什么好说的，饭菜和我们学校的一个德行。但是在食堂里，我注意到一个女孩子，她长得很漂亮，也很干净，只不过和她一桌吃饭的全是男孩子，连给她盛饭的食堂工人都是男性。这让我很是在意。我本来想问问主治医生，可她说吃完饭马上就有下一项康复训练，我也就没问上。

下午的训练内容是用上午那块在市府广场摆着都嫌大的屏幕，看一下午直播平台上的小视频。唉，要命啊要命。

我就这么在这家医院里度过了一个月的疗程。每天的康复训练内容都很简单，无非就是看一些AV、直播视频和宣传“中华女德”的宣传片而已。偶尔会有医生来找我谈话，问我一些比如说“如何看待同性恋者”或者“社会该怎样对待丁克一族”这类的问题。
我能怎么办？实话实说：“人家愿意怎么过就怎么过呗……有时间关注这个，倒不如去关注一下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
一开始，医生还会纠正我，说我们的社会发展和进步不需要空巢老人，也不需要留守儿童……但在几次被我用“那有本事你们彻底解决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呀”这句话回敬了之后，他再不和我讲什么大道理了。只是每次离开我的病房的时候，都会朝我的主治医生摇摇头。

今天下午的康复内容又是看女德，说什么女人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生听命于老人丈夫儿子，还要把这种扭曲思想教给女儿……做这项训练的自然都是女孩子，在人群中，我又看见之前在食堂见过那个女孩子了。她光着脚，穿着和我一样的病号服和蓝色的拖鞋，胸前挂着紫色的胸牌，上面写着：“人类社会发展阻碍者。”
我知道了，她是个喜欢女孩子的女孩子。
我想找个机会和她说说话，可她总是被男医生看得特别紧。只要她接近了女性，即使是女性的医生，都会遭到电击。听说她连洗手间都是单独的，因为她的父母给医院斥了巨资，说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要把她治好。
可她究竟有什么病呢？我躲在医生的办公室门外，听着他们的议论，心想。

直到后来我听说她死了。医生们在她父母的允许下，让一位已经被治愈的男性患者，强行和她发生了……我说到这儿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吧。这个词太过残忍，我不想让它碰到我的舌头。
在这家医院里，男女发生这种关系被看作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如果男女双方都“既往不咎”，就视为两人同时康复，可以一起出院。如果有一方在事后不情愿，则视为主动的一方康复，可以出院，另一方继续加大“剂量”，持续治疗。
总之这个女孩子自杀了。用病号服裤子上当腰带用的那根绳。
主治医生把她当成反例讲给我们听：“听见了吗，同性恋，是会死人的！”
可我却觉得让她死掉的不是性向。而是那个正常的男人、她的慈爱的父母，以及这些友善的医生。

其实，在这间医院里，患者死亡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一些是因病去世，比如那个女孩；有一些是因医疗事故去世，比如我一开始说的那个男孩，他后来死于电击。还有一些是因为选择了安乐死——当然了，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是因为他们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由他们的父母在医生的指引下，双手颤抖着为他们签下了安乐死的同意书。
安乐死一点也不安乐。和电击死也没什么区别。
每一天都有人不幸地死去。每一天早晨我睁开眼睛，望着雪白的天花板，第一个涌进我脑海中的念头就是：我还活着，真好。我最近爱上了用冷水洗脸，当冰凉的水拍打在我脸上的瞬间时，我似乎才终于能想起：我没有病，我是健康的，我不应该在这里。
但如果再这么继续在这儿，在这个总是回荡着和我一样大的孩子们的惨叫、在这个总是有蒙着白布的小小的尸体被抬出去的地方生活下去的话，我也一定会因病死去了。
于是我问主治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你终于想出院了吗？”她却如此反问我。
“如果你想，你随时可以。”

我被带到了一间之前从未见过的房间。它在医院顶层，房间里四面摆着巨大的书架，门对着的正中央是一张实木的办公桌，桌后是极显贵气的落地窗。我并不懂木，但我知道这桌子一定不便宜。桌子的对面坐着一个男人，主治医生微微躬下身去：“院长。”
院长微笑着看着我：“你想出院了？”
“我想！”我说。
院长的笑意更深了。他向主治医生挥挥手：“把检查仪器拿来，只要检查合格了，你就可以走了。”
所谓检查仪器，其实就是几张问卷。上面写着一些我已经答过无数次的、那个“空巢留守老医生”常问我的问题。
“如何看待同性恋者？”
“他们是不正常的，这是一种病态。不利于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社会该怎样对待丁克一族？”
“加大对他们的征税和贷款要求，定期为他们做婚育宣传，鼓励他们拥有下一代。”
“当男女之间发生强//奸案例，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
“女方穿着或行为举止不当。”
……

“现在，你是否承认你入院前的状态为病态？”
这是最后一道问题。写到这里，我抬起头，望向院长。院长依然是满脸的笑意。我又过回头，看了看主治医生，她也正微笑着看着我，眼中满溢着欣慰。
我的双手也颤抖着，一如在校长室的我的母亲，一如为自己的孩子签下安乐死的那些家长一样，双手颤抖着，写上：“是。”

我出院了。原因是我康复了。

我妈在医院门口等我。我被主治医生送了出来，我妈不住地鞠着躬点着头，对医生们千恩万谢，感谢他们能悬崖勒马，能挽回她差点成为社会败类的女儿。
“以后也要健健康康的哦！”最终告别的时候，主治医生对我说，并弯下腰，亲吻了我的脸颊。
“现在我是健康的了吗？”我忽然问道。
“当然了！”主治医生说。
“我觉得不是。”我却摇了摇头。
因为在刚才，当主治医生亲吻我的时候，我却忽然想起了那个已经死去的女孩子。
我在想，她曾经会不会也这样亲吻过另一个女孩子呢？